程民生：宋代的佣书 | 201910-11（总第1084期）
本文原刊于《中国史研究》2019年第3期
感谢程民生老师赐稿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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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提要：宋代佣书是古代佣书职业的延续，因印刷术的发展、出版业的兴盛完成了转型升级。传统的主业抄书萎缩，但书写文书等业务逐渐开展，或受雇于官府、官吏、富户、社团，或开书铺代办官府文书业务，或为公众服务。无论公私文字均有涉及或包揽，文化含量更高。佣书从文本的复写者升级为文本的制造者，在传承书籍、传播文化、传递信息、服务社会、沟通官民等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。新型的宋代佣书是宋文化、宋代社会文明发展的一个结晶，一个功不可没的幕后推手。由此映射出一个新境况：宋代进入文书社会，其基础是文化普及，反映了宋代政治文明、社会文明、制度文明的新变化、新发展。
关键词：佣书，宋代，文书社会，文化水平
作者简介
程民生，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，博士生导师。
自有书籍以来，社会上千百年来一直是抄本时代，佣书作为职业抄书人，是书籍复制的主要人员。学术界对古代佣书多有研究，有学者认为佣书业“肇始于汉代，兴盛于六朝，至唐代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发明而逐渐式微。”[1]也有人认为佣书业“隋唐时期达到鼎盛”。[2]这些论断似嫌武断。随着印刷术的发展普及，从宋代开始图书事业确实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，出版业正式形成，印本书籍很快主导市场，惠及大众，但宋代佣书业并非一蹶不振，而是依然兴旺。印刷品的光芒并未能掩盖佣书的独特贡献和地位，佣书这一行当一直延续到近现代而不绝。
宋代佣书，又称书工、佣笔、写字人、写字汉，广泛存在于各界，仍是下层民间知识分子的主要职业之一。学界研究古代的佣书业，注意力集中于汉代至南北朝、唐代，不关注宋代的佣书，未见专论。而在史学界，甚至连叙述也很少见。本文试作论述，揭示其兴旺的形式即变异和广泛存在，以及文化水平，从而揭示宋代进入文书社会。作为宋代社会文化发展的一个方面，或许有裨于学界。
一、宋代佣书的变异更新
佣书是一个古老的职业，早期如同工匠一般，通过抄书获取收益。古代最著名也是最早记载的佣书是东汉的班超，他出身官宦人家，是著名史学家班固的弟弟，“兄固被召诣校书郎，超与母随至洛阳。家贫，常为官佣书以供养。”[3]后代佣书无不以他为荣耀。长期以来，佣书的基本业务是抄书，如:北齐时，有“州客至，请卖《华林遍略》”，权贵高澄“多集书人，一日一夜写毕，退其本曰:‘不须也。’”[4]一部多达700卷的的巨著一天一夜抄完，足见所雇用的佣书之多。名为为“书人”，显然就是抄书之人。东晋张肇，因家贫以佣书为业，“遂因缮写，乃历观经史，备尽坟籍”，竟成为著名高僧。[5]更多的业务是受雇于寺院抄写佛经。如北魏人刘芳，“常为诸僧佣写经论，笔迹称善”。[6]唐代的王绍宗可谓专业抄经:“少勤学，偏览经史，尤工草隶。家贫，常佣力写佛经以给，每月自支钱足即止,虽高价盈倍，亦即拒之。寓居寺中，以清静自守，垂三十年。”[7]由于主要工作是抄写佛道类经籍，这一大批佣书被称作“经生”，以至于在唐代形成一种小楷抄经的书法体式——经生体。
书籍之外，唐朝佣书也抄录其他文字。如“当承平之时，卿大夫家召佣书者，给之纸笔之资，日就中书录其所命。每昏暮，亲朋子弟，相与候望,以其升沉，以备于庆贺。除书小者五六幅，大者十有二三幅。每日断长补短，以文以武，不啻三十余人。一岁之内，万有余众”。[8]唐后期，佣书还时常为人抄写日常类文书，以敦煌文献为例，主要是各种内容的契约和民间团体的“社”的文书等，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。[9]此类抄录工作，出卖的主要是书法和工夫，有学者因言：“在抄本时代，佣书者就相当于印刷机，是复制文本的主要力量……佣书是一种抄写复制行为。”[10] 其工作只有书法和速度的较量，此外不过简单的重复，并无创造因素可言。
至宋代，由于印刷术的普及发展，版本书籍迅速增加，逐渐成为书籍传播的主要手段。这一巨大变化，给传统佣书业带来冲击，致使佣书的主业——抄书市场有所缩小，不再有经生，内容有所改变，质量有所提高，实为佣书历史的转型期。
首先，抄书仍是主要业务之一。
抄写由于操作简单快捷，仍然是复制图书的重要方法，同时也是古人始终强调的学习和增强记忆的方法。宋初官员杨克让，“少好学，手写经籍，盈于箧笥。”[11]已有高官厚禄的司马光，六十余岁仍抄书不辍：“所抄自《国语》而下六书，其目三百一十有二，小楷端重，无一笔不谨”。[12] 佣书自然还有市场。宋初四川佣书杜鼎升，“形气清秀，雅有古人之风，鬻书自给。夫妇皆八十余，每遇芳时好景，出郊选胜偕行，人皆羡其高年逸乐如是。……尝手写孙思邈《千金方》鬻之，凡借本校勘，有缝折蠧损之处，必粘背而归之；或彼此有错误之处，则书札改正而归之。且曰：‘使人臣知方则忠，使人子知方则孝。’自于《千金方》中得服玉泉之道，行之二十年，获筋体强壮，耳目聪鉴，每写文字，无点窜之误，至卒方始阁笔。”[13]是位终生以抄书为业的优秀佣书。黄庭坚在一封书信中说：“渊明诗三册，今遣去。《楚词》校雠甚有功，常苦王逸学陋，无补屈、宋。欲寻一解写字人，令录一本正文，时时玩之，病未能耳。”[14]他想雇个佣书抄一部《楚词》。北宋后期的名医庞安常，“性喜读书，闻人有异书，购之若饥渴。书工日夜传录。”[15]只要得到异书，便雇募佣书夜以继日地抄录。陈傅良晚年所著《春秋后传》，刚脱稿就患病且愈来愈重，“学者有欲速得其书，俾佣书传写其已削者。”[16]学者们为了早日看到这部新著，等不及刊本出版，便招佣书传写，毕竟刻板印刷需要的时间远多于抄录的单本。
其他文本的抄录，同样很多。如曾巩曾经建议朝廷收集功臣高官的事迹，具体做法是“各令以其所有事迹或文字，尽因郡府，纳于史局，以备论次。或文字稍多，其家无力缮写，即官为委官，以官用佣写字人书写校正。”[17] 用公费雇募佣书抄录副本并校正。
更多也是更新的业务，是文字写作。宋人对佣书的定义是：“受顾写文字谓之佣书。”[18] 突出的是“写文”不是“抄文”，即受雇为人做笔札文字工作，“事笔札，代笺简之役”，[19]类似现代的文书，并无“抄书”的意思。这意味着抄书不再是佣书的代称，他们通常自立门户办书铺，或在商铺、富贵人家担任文字秘书一类的工作。宋代佣书的业务，正是在这一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功能性变异，或言升级更新。下文便是具体论证。
向上滑动阅览注释
[1]陈德弟：《佣书业的兴衰和雕版印刷术的发明》《出版科学》2014年第5期。
[2]陈静：《佣书与抄本传播》，《出版科学》2011年第5期。
[3]（南朝宋）范晔：《后汉书》卷四七《班超传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571页。
[4]（唐）李百药：《北齐书》卷三九《祖珽传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515页。
[5]（南朝梁）释慧皎撰，汤用彤校注，汤一玄整理：《高僧传》卷六《晋长安释僧肇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49页。
[6]（北齐）魏收：《魏书》卷五五《刘芳传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219页。
[7]（后晋）刘昫：《旧唐书》卷一八九下《王绍宗传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963-4964页。
[8]（宋）李昉等辑：《文苑英华》卷七六0，（唐)牛希：《荐士论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3985页。
[9]周侃：《唐代书手研究》，首都师范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第47页。
[10]陈静：《佣书与抄本传播》，《出版科学》2011年第5期。
[11]（元）脱脱：《宋史》卷二七0《杨克让传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270页。
[12]（宋）陈振孙：《直斋书录解题》,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09页。
[13]（宋）黄休复：《茅亭客话》卷一0《杜大举》，全宋笔记第二编（一），郑州：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77-78页。
[14]（宋）黄庭坚：《黄庭坚全集•别集》卷一九《与元勋不伐书•又（七）》，成都：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99页。
[15]（宋）张耒：《张耒集》卷五九《庞安常墓志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875页。
[16]（宋）陈傅良：《陈氏春秋后传》，原序，周勉记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，台北：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51册第597页。
[17]（宋）曾巩：《曾巩集》卷三一《史馆申请三道劄子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62页。
[18]（宋）佚名：《释常谈》卷中《佣书》，全宋笔记第九编（一），郑州：大象出版社2018年版第20页。
[19]（宋）袁采：《袁氏世范》卷中《子弟当习儒业》，天津：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05页。
二、宋代佣书的社会文书服务
在佣书发展历史上，宋代佣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代笔业务，即为顾客提供以应用文为主的各类文章、文字服务。
1.书铺是佣书社会文书的集约经营门市
宋代佣书创办有专业办理、代写涉官文书的商业店铺，这就是“写状钞书铺户”，简称书铺。这里“书”指的是“文书”，而非售书。[1]这就使宋代书铺有多种，一般分经营书籍的书铺，经营文书的书铺，有时二者兼营。本文所言的书铺，专指经营文书的书铺。
书铺的主要业务是涉官文书，包括代写上书文字、供词、诉讼状子、填写税钞，办理公证文书，为举人、官员承办各类文书等等。[2] 正是作用如此之大，所以书铺遍及全国各州县，而且官府对此类业务有着严格的审批和管理。明文规定：“写状钞书铺户，每名召土著人三名保识。自来有行止，不曾犯徒刑，即不是吏人勒停，配军㨂放，老疾不任科决，及有荫赎之人，与本县典史不是亲戚。勘会得实，置簿并保人姓名籍定，各用木牌书状式并约束事件，挂门首。”[3]经营的佣书必须清白且有本地担保人，将这些条件写到木板上悬挂门口公示。换言之，只有经过官府审查合格的佣书，才能代理涉官文书。其涉官业务即主要业务，大概如下。
其一，司法文书。佣书承揽诉讼文字，有的地方要求所有讼诉等文书必须经过书铺：“不经书铺，不受”。[4]天圣七年（1029），太常博士王告揭露：“昨通判桂州，每岁务开，民多争析财产。洎令追鞫，多是积年旧事。……或乡党里巷佣笔之人，潜为教引，借词买状，重请均分。”[5]则是佣书人无事生非，教唆乡民打官司，以图赚取书写状子的佣金。官府断案审讯时，常有书铺记录提供证词：“引到词人供责，必须当厅监视。能书者自书，不能者，止令书铺附口为书，当职官随即押过。”[6] 书铺佣书甚至进入监狱提供文字服务。如嘉泰元年（1201）臣僚提议：“被禁之人如因罪入狱，仰就取禁历，书写所犯并月日、姓名，着押历上，以并新收，出狱日亦如之，以凭销落。其有不能书写者，令同禁人或当日书铺代书，亲自押字。仰通判、县丞逐时点检”。朝廷予以采纳。[7]佣书代表不识字囚犯，在禁历上记录其入狱时间和姓名，并签名画押。从“当日书铺”一词可知，书铺每天派人值班。
其二，上书奏状。在京城，朝廷专设有接受各地民间、各色人等诉状等文字的登闻鼓院。咸平二年（999）四月，宋真宗诏：“昨以时雨稍愆，……近者如闻闾巷之徙靡闲军国之事，顾文佣笔，假手他人，浸长浇浮，须行禁止。宜令鼓司、登闻院，自今更不得收接。”[8]则是佣笔参与上书的代笔事务。其中的“检院进文字，非书铺所惯，彼处自有一等人专管写此文，兼识体面”。[9] 书铺也为各色人等代写上书奏状。庆历二年（1042）有诏书披露：“近日诸色人所上边事，多是开书铺人将他人文字，改易首尾，鬻于此辈，重叠进献，幸望恩泽。宜令开封府严切正绝。”[10]这里所说的此类文章，虽非佣书亲自书写，但可以推知他们的文字服务无所不包。淳熙三年（1176）执政言：‘诸色人进状诉理不实，自有条法。近来书铺止是要求钱物，更不照应条法，理宜约束。’上曰：‘书铺家崇饰虚词，妄写进状，累有约束。不若行遣一二人，自然知畏。可令刑部检坐条法行下，检、鼓院出榜晓谕。’”[11]指责书铺代各色人书写上书状，只图收费，不管事实。
其三，科举文书等事务。宋代京城书铺一大业务，是协助进京参加科举的士子代办许多与考试相关的事宜：“凡举子预试，并仕宦到部参堂，应干节次文书，并有书铺承干。”[12]其中尤以科举事务复杂。据礼部贡院透露，宋仁宗庆历八年（1048）礼部贡院报告：“近年举人文字违限者，多是书铺预先收钱物，直至正月后举人到京，临锁院催促，方始送纳。缘试逼拥并，虽精加点检，尚虑差悮。欲乞令后须得依条限送纳，如自慢易，先次驳放，书铺人乞行重断。诸州军举人，如得解后，有揽同解举人家状试卷赴京，须依格限送纳。如是缘路遗弃元供文字，诸色人严断，元揽举人驳放。书铺送纳举人试卷文字，并具所纳举人州府姓名单状，赴院点对。如有文字差误，勘会元纳书铺人姓名，牒开封府施行。本院投名充佣笔书写人，并依元定人数，不得夹带不系元雇人数入院。如违，知情并犯人并行严断。”[13]从中可知书铺佣书参与程度，包括验证家状、转送纳卷、提供誊录试卷的佣书等等，涉及科场全程的方方面面。其中“投名充佣笔”者，当是散处佣书在科举时通过书铺报名，进入贡院参加誊录，因为仅靠书铺有限的现有佣书根本无法应付。故而，佣书利用这个机会经常为参加考试者提供作假文章。礼部考试前，各地得解举人要向书铺提供代表作品，使主考官在正式评卷前有个印象，谓之纳卷。宋真宗时，礼部贡院抱怨道：“昨详进士所纳公卷，多假借他人文字，或用旧卷装饰重行，或为佣书人易换文本，是致考校无准。”[14] 具体事例如“佣书为活”的王平：“遇科举，则纳士友试卷，以图些小”，[15]从中谋取酬金。
其四，为官员铨试、参选办理验审手续。前引史料所言“仕宦到部参堂，应干节次文书，并有书铺承干。”[16]既是。如绍兴五年（1135)诏：“今后官员参部，许自录白合用告勅、印纸等真本，于书铺对读，别无伪冒，书铺系书，实时付逐官权掌，候参部审量日，各将真本审验毕，便行给还。如书铺敢留连者杖一百。”[17]到吏部参加铨选考试的官员须携带告敕、印纸等表明身份的官方文书，到书铺办理验证等手续。实际上就是朝廷将官员述职调动、考核提拔需要的各种文书的审查鉴定等前期工作委托给书铺。
这些只是荦荦大者，总之，书铺佣书是各级官府不可或缺的辅助人员，官府是佣书的主要雇主之一。政府如礼部、刑部、吏部的某些职能“外包”与书铺代理，使书铺佣书成为国家机器里一个文书方面的编外辅助组件。
2.民间社会生活的佣书业务
涉官文书之外，民间社会生活的佣书业务更多。
宋代是契约社会，土地自由买卖、租佃发展导致的买卖、租佃土地契约发展，是农村的代表；房地产的发展导致房地产租售契约发展，是城市的代表。广泛存在的契约文书，需要佣书完成。如“徐俅之仆程华，典张三公田，为钱二十五千，约不立契，冀可省庸书人数百之直”。[18]透露出一道典让土地的契约，佣书的劳务费用是数百文。在平民一天平均收入100文左右的情况下，[19]这是一笔不小的收入。曾有乡民陈安国仿其弟陈安节手迹伪造契约,盗卖家产，被陈安节告官。县官审理后认为:“但以契上所书‘陈安节’三字，比之陈安国及陈安节两人经官状词，亦各有‘陈安节’三字，则知其为陈安国假写，无可疑者……又唤上书铺辨验，亦皆供契上陈安节三字皆陈安国写，则是瞒昧其母与弟，盗卖田产无疑。”[20]专业经办文书的书铺验证契约上的签名为陈安国伪造，否定了契约的合法性。在现存的《淳祐二年休宁李思聪等卖田、山赤契》中，可见“依口书契人李文质（押）”的字样，[21]书契人即佣书的法律身份。民间的婚姻等事，也需要书铺作证。如“王贡士赴省，就都下娶戴氏，约归为妻。及至还舍，戴见王之妻子已具，乃投词于县令。蒙（花判云)：山阴戴氏可怜贫，王生访戴喜新春，但托女郎签纸尾，且无书铺与牙人。”[22]县令以结婚文书没有书铺公证和中介牙人签署，判为无效。[23]
民间的宗教活动离不开文字工作，往往由佣书办理。婺州风俗，每年三月三日真武生辰时，“阖郭共建黄箓醮，禳灾请福。绍熙元年，富户陈氏、徐氏主其事，陈作都首而徐副之。自是频岁供具甚整肃。后三年，陈生偶以家故，颇侵用众钱。及期未有以偿，遂推徐代己。徐诺之，凡所应费，出私宅财济助，无所惜。而受雇佣书人，凭旧奏章，其列都首姓名，或为徐，或为陈，两人未尝细视也。[24]这里的佣书，不是两家中任何一家所雇，应是长期多次受雇于黄箓醮活动的佣书。
商业服务业中如妓院，也有佣书。在南宋杭州：“更有一等不着业艺，食于人家者，此是无成子弟，能文，知书，写字，善音乐……又有猥下之徒与妓馆家书写柬帖，取送之类”。[25]其任务明确，就是为妓院书写和收发请柬、书信之类的业务、应酬文字。市井之中，则专有佣书支摊代写书信的服务，称“写字汉”：“旧说角力人多不识字，而性强，庶事言‘我能’。曾顾人作书曰：‘我哥子在魏府衙中，亦祇供奉。欲寄㘓哰物子去：一气筒，一条拨镂黏竿，一条拨剌剳，针五条。’遂问写字汉曰：‘汝针字怎生作？’曰：‘金旁作十，阿底不得？’‘哥子难为文字，须为我作大针字。’只得曰：‘某平常通用只如此作。’曰：‘勿交涉，此是小针字。我交汝作。’”[26]所谓写字汉就是代人书写家信一类的人，通常在街头摆摊招徕顾客，服务对象是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市井百姓，应该都是简单通俗的文字，比佣书低一个层次，故而称之为写字汉。
更多的佣书长期受雇于官吏、富豪之家。如宋仁宗时的刘煇，“未第客新安，为人佣书以自给。其寓歙县郑氏及绩溪汪氏尤久。”[27] 长期在当地富户家中处理日常文字往来。
佣书非抄录性的文书业务大量增多，说明宋代民间文字往来大量增多，是文化普及的表现，也是佣书超越传统仅靠技术、开始创作文字的质量升级，从文字匠升华为文化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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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1]戴建国：《宋代的公证机构——书铺》，《中国史研究》1988年第4期。
[2]关于书铺，史学界已多有关注，成果主要有戴建国：《宋代的公证机构——书铺》，《中国史研究》1988年第4期；陈智超：《宋代的书铺与讼师》，《刘子健博士颂寿纪念宋史研究论集》，日本同朋社1989年版，收入《陈智超自选集》,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；裴汝成：《宋代“代写状人”和“写状抄书铺”——读(名公书判清明集)札记》，《半粟集》,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；范建文：《宋代书铺再认识》，《四川师范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》2015年第4期。龚延明先生的《宋代官制辞典(增补本)》（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395页）《书铺》条云：“公人名。依国子监学例，南宋嘉定十年，宗学招置书铺二名，每逢公、私试、补试等，受纳试卷并一一予以眷录复本(《宋会要·崇儒》1之19)。”内容似太简单，书铺也非公人名，这里的书铺实际是指书铺所派出的佣书，佣书亦非公人。诸家均未注意书铺与佣书的关系，从佣书角度论述书铺，另有其天地和意义。
[3]（宋）李元弼：《作邑自箴》卷三《处事》，续修四库全书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53册第143页。
[4]（宋）黄震：《黄氏日钞》卷七八《词诉约束》，杭州：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214页。
[5](清)徐松：《宋会要辑稿•刑法》三之四三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8415页。
[6]（宋）胡太初：《昼帘绪论》卷六，官箴书集成，合肥：黄山书社1997年版第1册第106页。
[7](清)徐松：《宋会要辑稿•刑法》六之七三，第8570页。
[8](清)徐松：《宋会要辑稿•职官》三之六三，第3080页。
[9]（宋）王庭珪：《卢溪先生文集》卷三二《与刘子方》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，台北：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134册第246页。
[10](清)徐松：《宋会要辑稿·仪制》七之二二，第2433页。
[11](清)徐松：《宋会要辑稿· 职官》三之七二，第3090页。
[12]（宋）赵升：《朝野类要》卷五《书铺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03页。
[13](清)徐松：《宋会要辑稿•选举》三之三二至三三，第5301页。
[14]（宋）李焘：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六一，景德二年十二月己卯，第1376页。
[15]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：《名公书判清明集》卷一三《假为弟命继为词欲诬赖其堂弟财物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12页。
[16]（宋）赵升：《朝野类要》卷五《书铺》，第103页。
[17](清)徐松：《宋会要辑稿•职官》八之二0，第3242-3243页。
[18]（宋）洪迈：《夷坚志•三志辛》卷七《张三公作牛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437页。
[19] 程民生：《宋代物价研究》，北京：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57-560页。
[20]（宋）黄幹：《勉斋集》卷三三《陈安节论陈安国盗卖田地事》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，第1168册第375页。
[21]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收藏整理，王钰欣、周绍泉主编：《徽州千年契约文书•宋元明编》卷一，石家庄：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。
[22]（宋）罗烨：《新编醉翁谈录》卷二《黄判院判戴氏论夫》，沈阳：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页。
[23]参阅戴建国：《宋代的公证机构——书铺》，《中国史研究》1988年第4期。
[24]（宋）洪迈：《夷坚志•支戊》卷六《婺州两会首》，第1100页。
[25]（宋）吴自牧：《梦粱录》卷一九《闲人》，全宋笔记第八编（五），郑州：大象出版社2017年版第293页。
[26]（宋）调露子：《角力记•杂说》，丛书集成初编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页。
[27]（宋）罗愿：《新安志》卷一0《纪闻》，宋元方志丛刊，北京: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765页。
三、宋代佣书的文化水平及地位
靠书写文字为生的佣书，有着起点较高的文化水平。与所有的行当一样，内部也有着明显的水平高低之分。
由于行业特点决定，佣书都是读书人出身。袁采言：“士大夫之子弟，苟无世禄可守，无常产可依，而欲为仰事俯育之计，莫如为儒。其才质之美，能习进士业者，上可以取科第致富贵，次可以开门教授，以受束修之奉。其不能习进士业者，上可以事笔札，代笺简之役，次可以习点读，为童蒙之师。”[1] 将佣书作为士子之路中做官、教师之后的第三选项。其中具体情况各异。
一部分是士子发迹前的谋生职业。如宋初欧阳程，“少贫，兄泽为郡吏，依之佣书。《赋池亭》诗云：凿开幽境泛流萍，回合波间小洞庭。寒影倒吞凌汉树，冷光高浴半天星。鱼翻锦鬛波纹绉，鹭洗霜翎水气腥。昨夜蛟龙忽飞去，满轩风雨震雷霆。郡守知为和作，乃召和试之，指架上莺为题。和应声即对，有：‘不知谁是解縚人”之句。守异之，曰：‘吾为汝解縚，何如？’遂给俸金，遣和充学官弟子赴试。”在知州的资助下，于太平兴国八年（983）及第。[2]宋仁宗时宰相杜衍，少年时代曾“诣河阳，归其母。继父不之容，往来孟、洛间，贫甚，佣书以自资。尝至济源，富民相里氏奇之，妻以女，由是资用稍给。举进士，殿试第四。”[3]扬州人仲简，“以贫，佣书杨亿门下，亿教以诗赋，遂举进士。”[4]其经、史等水平原本就高，在文学大家指点下提高的只是诗赋，乃科举入仕。宋仁宗时的状元刘煇，信州人，“未第客新安，为人佣书以自给。其寓歙县郑氏及绩溪汪氏尤久。”[5]是士人常规的职业。李新曾言：“散发佣书于风尘俗士间者，无害为隐。”[6]所谓隐，不过是没有做官而已，佣书是士人在民间的一种生存方式。这就意味着，佣书是一个藏龙卧虎的行业，文化水平高者，即便按当时官方标准判断，可达到进士乃至状元的水平。
南宋曾为太学上舍生的区仕衡，专有诗赠送其佣书朋友胡某云：“君不见平陵班仲升，君不见句章阚德润。二子佣书日苦贫，投笔诵经总才隽。又不见二子之后有胡生，寸管从人落魄行。往往自诧骨非贱，只述二子功与名。凿空绝域称使者，孝廉为郎补中舍。都乡拜爵金印持，定远封侯玉门射。胡生果是大耳儿，蛟龙尺水自有时。长安乞米齿编贝，且得待诏聊免饥。不能持钓富春泽，只解校文天禄阁。大夫岂必终落魄，他时人认佣书客。”[7]以东汉的班超、三国时的阚泽等成名成家的佣书为例，鼓励落魄的胡生积极进取，称赞他是终将得到官方赏识的“蛟龙”。
一部分是破落户的后代。如嘉祐末，开封太学附近“有佣书陈逵者，携一子方孩，饥冻不可支，书亦不佳。或曰：‘此陈彭年嫡孙也。’”[8]是宋真宗朝参知政事陈彭年的孙子。益阳有县令在任上去世，“其子堙替为隶，贫甚，为人佣书。”[9]破落户王平沦为佣书人：“祖业荡尽，贫不聊生，无屋可居，佣书为活。”[10] 应是常住人家内的家庭型佣书，解决了食宿困境。他们都是靠着早年家境好时曾读书识字的底子，才算是有一技之长，得以勉强谋生。南宋诗人王迈有诗云：“林生家世本业儒，读书不利改佣书。计穷未肯与书绝，又学裁翦兼黏糊。”[11]这位林生出身于儒生家庭，从小读书，但科举之路没能走通，当了佣书，大概水平有限致使技穷，最后改行为装裱匠。这部分仅为糊口生存的佣书，文化水平较低。一些书籍中的文字错误，常被归咎于传抄的佣书。如“李济翁《资暇集》云：‘假借书籍云，借一痴，借二痴，索三痴，还四痴。’又《玉府新书》：‘杜元凯遗其子书曰：书勿借人，古谚借书一嗤，还书二嗤。后人更生其辞，至于三四，因讹为痴焉。’《缃素杂记》载此二事，云：‘痴之与嗤，其义略同。或曰佣书者之误。’予谓此二字皆非。”[12]胡仔博引书籍，论证这一概念的谬误，而同音多字的原因可能是历来佣书传抄之误。也即严谨的士大夫有时信不过佣书。
另外一个特例是盲人。出身官宦人家的杨希闵，“生而失明，令诸弟读经史，一历耳辄不能忘。属文善缄尺，赵普守西洛，府中笺疏，皆希闵所为。将奏署本府掾，固辞不受，普优加给赡。张齐贤、李沆、薛惟吉、张茂宗继领府事，皆优待之。卒，年三十九，有集二十卷。自教三子：日华，日严，日休，皆登进士第。日华都官员外郎，日严职方员外郎，日休殿中丞。”[13]他虽先天失明，但有着很高的天分与文化水平，特别擅长书札，故而得以成为西京留守赵普等高级官员的佣书，属于私人秘书，负责其笺疏等颇需文采的文字工作。尽管英年早逝，仍有文集二十卷。
如袁采所言，宋代佣书是民间知识分子的一个正当职业，仍是儒生队伍中的一部分，比蒙童教师地位高。意味着佣书的文化水平高于蒙童教师，职业门槛较高。毕竟需要善长应用文体乃至文学创造，还须书法优秀，抄写速度快，能够作简单的编辑事务。
但是，与前代如六朝时期“佣书人亦备受青睐”[14]相比，宋代佣书的社会地位较低。他们的工作基本是在幕后，无论抄录还是写作应用文，所有工作成绩都是在替别人做嫁衣裳。比教师寂寞，也不作学问，不搞创作，没有可以传播的作品。科举制越发达，非科举入仕的士人地位就越低，这是一个法则。在知识分子的心目中，佣书属于不成器的士人、“无成子弟”糊口的手段，清高者不屑为之：“生平不愿为佣书，亦不愿作章句儒。酒酣诗成吐素霓，意气凛凛吞千夫。”[15]理学家蔡元定解读发挥《玉髓真经》中的一段云：“此穴本主空亡穴，既无主而又无乳玄武，亏矣。……粗大恶龊，纵有朝应，不过为书吏之吏，佣书之史，而能文者，公吏之贵，乃坐空亡之穴，出贼刃之鬼，亦主出刺配不得令终。”[16]空亡穴的坟地“粗大恶龊”，很不吉祥，最多出些“书吏之吏，佣书之史”的后代。佣书在知识分子中的社会地位之低，可想而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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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1]（宋）袁采：《袁氏世范》卷中《子弟当习儒业》，第105页。
[2](清)夏力恕、迈柱：《雍正湖广通志》卷一二0《杂记》引《道州志》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，第534册第945-946页。
[3]（宋）司马光：《涑水记闻》卷一0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84页。
[4]（元）脱脱：《宋史》卷三0五《仲简传》，第10077页。
[5]（宋）罗愿：《新安志》卷一0《纪闻》，第7765页。
[6]（宋）李新：《跨鳌集》卷一七《市隐堂记》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，第1124册第534页。
[7]（宋）区仕衡：《九峰先生集》卷三《胡生行》，宋集珍本丛刊，北京：线装书局2004年版第86册第596页。
[8]（宋）张舜民：《画墁录》，全宋笔记第二编（一），郑州：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209页。
[9]（宋）黄庭坚：《黄庭坚全集·正集》卷二三《曹侯善政颂并序》，第588页。
[10]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：《名公书判清明集》卷一三《假为弟命继为词欲诬赖其堂弟财物》，第512页。
[11]（宋）王迈：《臞轩集》卷一三《赠林薪（善表背）》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，第1178册第637页。
[12]（宋）胡仔：《苕溪渔隐丛话后集》卷三二《山谷下》，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245页。
[13]（元）脱脱：《宋史》卷二七0《杨克让传附子希闵传》，第9271页。
[14] 陈德弟：《佣书业的兴衰和雕版印刷术的发明》，《出版科学》2014年5期。
[15]（宋）陈思编，元陈世隆补：《两宋名贤小集》卷二三八，（宋）刘学箕：《方是闲居士小稿·萧长公来访示以诸公诗卷……因书数言》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，第1363册第829页。
[16]（宋）张洞玄撰，（宋）刘允中注释，（宋）蔡元定发挥：《玉髓真经》卷一二《拖鎗鬼》，续修四库全书本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1053册第576页。
四、宋代佣书的广泛性
佣书一行，在宋代广泛存在。大体可以分为社会类、家庭类、官府类三种。
宋代民间的文字往来、官私文书，大量需要专业的佣书。如前文所言民间普遍的契约文书、宗教活动文书等以及市井之中的“写字汉”等佣书即是。具体如鄱阳城民刘十二，“居槐花巷东，以佣书自给，为性倔强。”[1]从其住所可以推测，他没有固定的客户，属于社会类佣书。有时还受雇于官府。如南宋初的汪藻上书请求朝廷修日历，并主动提出搜集史料：“伏望睿慈，许臣郡政之余，将本州所有御笔手诏、赏功罚罪文字，截自元符庚辰至建炎已酉三十年间，分年编类，仍量给官钱，市纸札，募书工之类，缮写进呈，以备修日历官采择。”[2] 地方官临时招募佣书，抄录出副本文件上交朝廷。
家庭类佣书比较高档，有较为固定的客户。如扬州人仲简，“佣书杨亿门下，亿教以诗赋，遂举进士。”[3]南宋初吉州人戴之邵，“少涉猎书记，无所成名。贫不能自养，佣书于里中富家。”[4]陆游雇有佣书，他曾记载：“佣书人韩文持束纸支头而睡，偶取视之，《刘随州集》也。乃以百钱易之，手加装禠。”[5] 南宋后期的浙东秀才张忠父，“家道不足，靠着人家聘出去，随任就书记，馆谷为生。” [6]擅长为官员书写文书。刘宰在一封致地方官的书信里表白：“老眼不能细书，又不敢委之佣书者，斋三日，乃发故箧得幅纸，信笔作此。”[7] 说明他家雇有佣书作文字事务，只是为了表示对长官的尊重，这封书信不便让其书写，必须自己亲笔制作。史书中经常可以看到士人因无钱等原因未能雇募佣书的感叹。如皇祐年间，任馆阁校勘的苏颂，“在馆阁九年，家贫俸薄，不暇募佣书传写秘阁书籍。”都是自己以及家人抄录。[8]李觏也曾言：“羁旅贫困，无纸墨佣写之资，止于具草本而已，伏惟仁贤略其常礼而鉴其苦心。幸甚！幸甚！”[9]南宋后期的学者黄仲元，“旧旅食它州，即倾囊买异书归，干戈横放，盗窃兵毁，虽欲读，无可借。所著学记、农谈、欠改春秋说、止闵公欠续，他散杂寸片，亦未上稿，盖无暇披拣，亦无佣书者。”[10]都是因为资金缺乏，无力雇请佣书，只好自己动手或听任文书草草、散乱，意味着离开佣书，就会一团糟。
官府类佣书，通常是指长期附庸于某一部门、某一吏人的私人秘书。如李觏所言：“古者府史胥徒，官有定数。今也郡县之治未免宽贷，冒名待阙，佣书雇纳，请嘱之流，动以千计。内满官府，外填街陌，交相赞助，招权为奸，狗偷蚕食，竭人膏血。此又不在四民之列者也。”[11]资料透露了两个问题：一是地方官府雇佣有许多佣书，其身份类似编外胥吏；二是包括此类佣书的胥吏“动以千计。内满官府，外填街陌”，数量很大。越州人蔡定的父亲，就是一个依附于狱吏的佣书：“家世微且贫。父革，依郡狱吏佣书以生，资定使学，游乡校，稍稍有称。郡狱吏一日坐舞文法被系，革以诖误，年七十余矣，法当免系。鞫胥任泽削其籍年而入之，罪且与狱吏等。”蔡定认为：“父老耄，不应连系，佣书，罪不应与狱吏等。理明矣”。[12] 可见他是长期充当狱吏的文字秘书，佣金所得足够两人生活费用，还可以供儿子读书。狱吏犯罪，佣书则负有连带责任。这样看来，佣书虽是狱吏的私人秘书，也负有官方认可的职责。
无论是哪一类佣书，都以京师开封最为密集，因为人口最多、社会生活最丰富，官员、官府最多，故业务量也最大。有的佣书甚至引发了一场政坛地震。端拱元年（988），开封“有佣书人翟颖者，奸险诞妄，素与（知制诰胡）旦亲狎，旦知颖可使，乃为作大言狂怪之辞，使颖上之，仍为颖改名马周，以为唐马周复出也。其言多排毁时政，自荐可为天子大臣，及力举十数人皆公辅之器，（枢密副使、工部侍郎赵）昌言内为之助，人多识其辞气，知旦所为也。”如此狂妄的行为很快遭到惩治：“上怒，诏决杖流海岛”，赵昌言贬为崇信节度行军司马，胡旦贬为坊州司户参军，其他涉案三官员均遭贬斥。[13]佣书翟颖当为才子，否则状元出身的胡旦不会与他交好，能与枢密副使以及知制诰等高官关系密切，至少可以证明与他们有着密切的业务关系。京城佣书的文化素质和生活素质相应较高。曾有黄冈段主簿，“尝于京师佣书人处得一风字砚。下有刻云：‘祥符己酉，得之于信州铅山观音院，故名僧令休之手琢也’。”[14]须知僧令休是隋朝名僧，其亲自雕制的名砚价格自是不菲，佣书购买此砚当有优渥的收入。至于官学里“供课代笔”、“铨试代笔”、“科举代笔”等现象，也很普遍，虽属于“佣笔”之举，但多非佣书所为，而是一些穷书生受财利驱动的非职业行为，不在本文论述范围。
能够说明佣书人群广泛的事例，还有士大夫们零星的记载。如朱熹有《赠书工》诗云：“平生久要毛锥子，岁晚相看两秃翁。却笑孟尝门下士，秪能弹铗傲西风。”[15]他们以笔为谋生工具，是毛笔消费的主力，且多写小楷之类，所用毛笔以耐用、尖细为首选。朱熹所言“毛锥子”既是。赵孟坚也有诗云：“兰台上貍毛，山谷爱鸡距。物胜因人成，雅制传自古。风流渡江初，笔翰犹朴鲁。曾窥上方制，遗范典刑具。……浇浮自趋薄，羸劣丑毕露。清快夸钩心，节括号钗股。纤纤铦甚锥，祇便佣书伍。杀锋出光芒，若苗旱无雨。”[16]这种“纤纤铦甚锥”的毛笔，只适合佣书使用。佣书常用的工具除了文房四宝外，还有雌黄，用之于涂掩错字，然后在其上补写正字。沈括载：“馆阁新书净本有误书处，以雌黄涂之。尝校改字之法：刮洗则伤纸，纸贴之又易脱，粉涂则字不没，涂数遍方能漫灭。唯雌黄一漫则灭，仍久而不脱。”[17]自古以来的文人，均用雌黄涂改文字，因有“信口雌黄”这句成语。但这里只言佣书，不及更多的其他文人，显然是佣书写字量最多，使用最多，可以作为代表。年年月月握笔书写，相关的手指变硬增厚，生出老茧：“诗好声生吻，书工手着胝”。[18]这些文字反映着佣书的职业特征，反映了佣书的普遍寻常。
那么，佣书行业阵容有多大呢？史籍中从来没有任何数据。李觏虽有“佣书雇纳，请嘱之流，动以千计”的说法，只是表明很多。按本文作者的分类，将其列入胥吏，不再计算，这里只估计民间的社会类、家庭类佣书。社会类的代表是办理代笔等服务的书铺，一个地方不止一处。熙宁六年（1073）正月，“省试将锁院，一日，自兴国寺回，过梅植秀才书铺，见铺中具襕鞹者数同人，乃卫州宗贾秀才辈，遂相揖而坐。梅曰：‘诸君在此，皆欲下状改名’。”[19]既言“梅植秀才书铺”，则是京师开封的书铺不止一处，要以主人命名区别。嘉定年间，礼部制定条例“约束书铺，三人结保，如一名造弊，并三名同罪。”[20]则是京城书铺至少三家。嘉定年间，都城朝廷的宗学“逐月私试并以后公试、补试等，今欲照监学例，且招置书铺二名，遇试投纳试卷及充誊录。一、每月私试，合差誊录人。今照两学例，就差本学书铺外，仍于吏部差书铺五名。试日（视）卷子多寡，却令本学募人。”[21]以此可知，一、所谓“书铺”，并非店铺，而是指书铺所派出的佣书，以书铺代指佣书；二、学校日常考试也实行试卷誊录，均有书铺的佣书承担；三、太学、国学、宗学等各自有对口的书铺，吏部也有本部对口的书铺，则是京城仅此就有服务型的书铺三四家。隆兴二年（1164）礼部规定：“修武郎以上，令本选系籍书铺户各置簿，遇官员到部，并令书凿到铺月日，立定限三日供写录白文字，须今圆备……宗室小使臣陈乞岳庙，令众书铺各置阙簿”。[22]可见礼部不同官员不同事务，则有不同的对口书铺办理，武臣官第四十四阶的修武郎以上专有“本选系籍书铺户各置簿”，其他低级官员和文官等等，各有若干书铺；宗室小使臣陈乞岳庙之类也有多家书铺办理，“令众书铺各置阙薄”，则是仅礼部就有多家对口书铺。如此看来，京城开封、杭州，至少各有数十家书铺。由于服务于官民双方的业务性质决定，每县至少有一家代笔等性质的书铺。虽有前引嘉定年间礼部“约束书铺，三人结保”的条令，每县似也至少有三家。但具体到90余年的北宋末期恐尚未如此普及，以每县平均1铺、每铺平均5人计，全国1234县，则民间佣书约6000余人。那些不在书铺、从事其他佣笔业务的家庭类、社会类佣书，也按每县5人计，合计至少12000余人。
向上滑动阅览注释
[1]（宋）洪迈：《夷坚志·支甲》卷四《刘十二》，第740页。
[2]（宋）汪藻：《浮溪集》卷二《乞修日历状》，丛书集成初编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4页。
[3]（元）脱脱：《宋史》卷三0五《仲简传》，第10077页。
[4]（宋）洪迈：《夷坚志·支甲》卷八《戴之邵梦》，第770页。
[5]（宋）陆游著，涂小马校注：《陆游全集校注·渭南文集校注》卷二六《跋尹耘师书刘随州集》，第10册第132页。
[6]（明）凌濛初编著，张兵、许建中校：《拍案惊奇》卷二九《通闺闼坚心灯火 闹囹圄捷报旗铃》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89页。
[7]（宋）刘宰：《漫塘集》卷一六《回金陵赵帅》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，第1170册第488页。
[8]（宋）苏颂：《苏魏公文集》附苏象先：《丞相魏公谭训》卷三《家学家训行已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139页。
[9]（宋）李觏：《李觏集》卷二七《上聂学士书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6页。
[10]（宋）黄仲元：《四如集》卷四《寿藏自志》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，第1188册第682页。
[11]（宋）李觏：《李觏集》卷一六《富国策第四》，第138-139页。
[12]（元）脱脱：《宋史》卷四五六《蔡定传》，第13414页。
[13]（宋）李焘：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二九，端拱元年三月甲戌，第651页。
[14]（宋）苏轼：《苏轼题跋》卷五《书名僧令休砚》，杭州：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版第198页。
[15]（宋）朱熹：《朱熹集》卷一0《赠书工》，成都：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13页。
[16]（宋）赵孟坚：《彝斋文编》卷一《赠笔工吴升》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，第1181册第309页。
[17]（宋）沈括：《梦溪笔谈》卷一《故事一》，杨渭生新编：《沈括全集》，杭州：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64页。
[18]（宋）陈师道：《后山居士文集》卷四《和黄预久雨》，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4页。
[19]（宋）章炳文：《搜神秘览》卷上《梦警》，全宋笔记第三编（三），郑州：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122页。
[20](清)徐松：《宋会要辑稿·选举》六之三九，第5378页。
[21](清)徐松：《宋会要辑稿·崇儒》一之一九，第2737页。
[22](清)徐松：《宋会要辑稿·职官》八之三0，第3248-3249页。
结语
佣书是宋代民间知识分子一种常见的普通的生存方式。其身份虽不如习俗认为的教师职业本身的高尚，也没有署名的职业产品，既未沦入底层，也不会在文化、学术、文学等方面作出成绩，但绝非腐儒，文化水平、收入和社会地位均高于蒙学教师。属于稳定的民间知识分子的中间层。
就其职业而言，宋代佣书是古代佣书职业的延续，因印刷术的发展、出版业的兴盛完成了转型升级。传统的主业抄书虽萎缩，但书写文书等业务逐渐开展，无论公私文字均有涉及或包揽，文化含量更高。佣书由抄书高手转变成应用文写作高手，从文本的复写者升级为文本的制造者，在传承书籍、传播文化、传递信息、服务社会、沟通官民等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。写状钞书铺是佣书集约化经营的代表，广泛参与代办官府事务和社会事务，分担了许多官府职能。从中可以看到宋政府运作方式的更新，也可看到制约或协助官府的民间力量的崛起。作为一个职业，佣书平平常常，无声无色，但其意义却不同寻常。新型的宋代佣书是宋文化、宋代社会文明发展的一个结晶，是一个功不可没的幕后推手。
通过这一视角，我们可看到一个新的境况，即宋代进入了文书社会：民间以及官民之间、甚至官员与政府之间，越来越广泛地使用文书来保持联系、明晰关系、规范利益和维护稳定。社会需要文书，所以产生了以此为职业的佣书；官府需要文书，所以支持书铺的发展；官员富室需要文书，所以家中长期养有佣书。官民双方都强化了规则意识、证据意识，讲究分寸，讲究白纸黑字。如建隆初，“判大理寺窦仪等上《编敕》四卷，凡一百有六条……咸平中，增至万八千五百五十有五条。”[1]短短40年左右的时间，皇帝颁布的条例累积增加了175倍。南宋初，邓肃宋高宗言:“外夷之巧在文书简，简故速；中国之患在文书烦，烦故迟。”[2]元代史官概括宋朝政治两大特点，“宽柔”之外即“繁縟之文”，[3]就是指其法令、公文的繁琐细密。宋代不抑兼并，土地买卖自由，相应的是“官中条令，惟(田产——引按)交易一事最为详备，盖欲以杜争端也”。[4]详尽的田产交易法规，说明了民间交易的频繁和官府的重视。而其中最关键的是契约：“夫契书者交易之祖也。”[5]太平兴国七年（982），宋太宗诏令租佃土地要“明立要契，举借粮种，及时种莳。俟收成，依契约分，无致争讼。”[6]宋代租佃制的发展依赖的正是契约。正如英国历史学家梅因所言：“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，到此为止，都是一个‘从身份到契约’的运动。”[7] 所有这些，需要佣书频频出现。民间还出现了江西的“珥笔之民”，[8]具体如歙州：“民习律令，性喜讼，家家自为簿书，凡闻人之隐私毫发、坐起语言，日时皆记之，有讼则取以证。”[9]归根结底，是秩序规范升级的需要。文书社会是各阶层文化共享的某种形式，也是人的社会化进程，强化了一重无形的网状维度:他们以及他们的文书如同一个个点，连接了更多的人、时间和空间，互相之间的关系由此丝联线牵，更加紧密。一方面反映了宋代文化普及的理性发展，另一方面反映了宋代政治文明、社会文明、制度文明的新变化、新发展，培养了社会契约精神。既以规则意识滋润了社会，也以文牍主义渍淹了社会。所有这些，都值得关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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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1]（元）脱脱：《宋史》卷一九九《刑法志一》，第4962页。
[2]（元）脱脱：《宋史》卷三七五《邓肃传》，第11605页。
[3]（元）脱脱：《金史》卷四六《食货志一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30页。
[4]（宋）袁采：《袁氏世范》卷下《田产宜早印契割产》，第160页。
[5]（宋）曹彦约：《曹彦约集》卷一0《新知澧州朝辞上殿札子》，成都: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19页。
[6](清)徐松：《宋会要辑稿·食货》一之一六，第5946页。
[7]（英）梅因，H.S著；沈景一译：《古代法》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97页。
[8]（宋）黄庭坚：《黄庭坚全集·正集》卷一二《江西道院赋并序》，第296页。
[9]（宋）欧阳脩：《欧阳脩全集》卷六二《尚书职方郎中分司南京欧阳公墓志铭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907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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